第一百一十一章 海禁之辩
“李大人可知倭难源头？”陈惇这回也是轻言慢语道：“倭寇，并不是倭国浪人，而是中国的海商。难道大人没有发现，嘉靖以前倭寇只是小规模侵扰，嘉靖年间罢了市舶，沿海奸商、豪强、宗族勾结倭寇，以至于剽掠州县，祸害一方，才为祸剧烈了吗？” 认为倭寇就是日本人的想法太可笑了，但不得不说朝廷许多人还真的就天真的以为驱逐倭寇就是在进行对外战争，但也不乏有识之士早就指出真正的倭寇是怎么回事——比如前首辅夏言有段说海禁的话，当时他还是给事中：“祸起于市舶，礼部请罢市舶者数年，而私舶岁至。不即售，辄赊奸商。久之，奸商欺负，不啻千万，索极则投贵官家。彝人候久不得，有所贼杀。贵官家辄出危言撼当事者，兵之使去。彝人大恨，盘踞岛中，并海不逞之民，若生计困迫者，辄归之，时时寇沿海诸郡矣。至有衣冠失职书生，颇为向导，于是王忤疯，徐必欺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衮，称王海岛。” 说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了，称王海岛，造成倭难的，皆我华人！ “学生生在浙江，长在浙乡，自幼耳闻目睹，知道沿海居民之所以乐于落草为寇，与日本人勾结，并非是由于他们秉性奸猾，而是实在是朝廷的海禁政策断了他们的生路，让他们无法养家糊口。”陈惇叹息道：“……浙江之地，七山一水二分田，浙江的地形地貌就注定了它无法成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只能依靠海上，以海上贸易为主。” 明太祖朱元璋因为其对沿海居民支持张士诚的愤恨，再加上其偏向农业的治国理念，不仅给江浙两省施以重税，而且还厉行了“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这让素来以外贸商业为生的江浙百姓立即陷入了贫困之中，而到了嘉靖年间，由于明朝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对外贸易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因此，江浙沿海的居民就开始铤而走险出海走私。其中胆大的，更是如王直那样，成为称霸一方的大海盗。 其实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寇与商同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海上和倭寇是同一拨人，如果海禁较松他们就是商人，如果海禁过严就转为倭寇！ “……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因为海上巨大的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海禁却禁止百姓通商贸易，甚至片板不下海，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连百姓捕鱼都不允许，更是将百姓逼上落草为寇的道路。”陈惇道。 陈惇的一番抽丝剥茧的话，像是在大殿中徐徐展开一副图画一般，让嘉靖帝看得头头是道条理分明。 当然还有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李默冷哼一声，道：“倭难是禁海的缘故，说得倒好，我且问你，洪武时候禁海，片板不下海，怎么没有倭难？” “大人博闻强记，怎么会不知道洪武时候倭寇也十分猖獗，光有记载的倭寇入侵达44次之多，而且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洪武十四年之前，平均每年超过两次。”陈惇当即如同念书一般历历数出：“洪武二年，倭寇进犯温州中界山，永嘉、玉环皆被剽掠；洪武三年，倭寇掠山东，被击退后转掠温、台、明三州；四年寇即墨、诸城……” 他这边侃侃而谈，却忽然看到李默脸上闪过一丝狡猾而得意的微笑：“……既然洪武时期也有倭患，为什么没有造成大规模军事战斗，没有像今天一样靡费天下之兵，天下之财呢？” 妈的，陈惇险些要破口大骂这个老狐狸了，原来在这里给自己挖了个巨坑啊。 为什么洪武时期倭患也很严重，而明太祖只是依靠浙江千户所、镇抚官兵去抵抗倭寇，最多的一次不过是派遣国公汤和在沿海筑城加巡逻，而汤和在沿海筑城一年多，也没有碰上倭寇入侵。 而如今倭寇肆虐，嘉靖帝又是调兵遣将，又将江南财政大权尽付，怎么反而倭患愈演愈烈了呢—— 这就是开国之主和守成之君的区别了，陈惇和李默都心知肚明，今上嘉靖帝雄才大略比不上太祖，眼光长远比不上成祖，宽仁贤明又比不上宪宗、孝宗，但多疑猜忍和自私自利的聪明倒是能排在前几名中去。 一个朱纨，一个仇鸾，该信用的人被几句浮言逼得自杀身亡；该杀的人反而手握大权深得信任。 若不是朱纨在厉行海禁之后，又复归海禁松弛，从此之后倭患炽烈，又怎么会覆水难收呢？朱纨在福建的铁腕其实已经将海商遏制住了，如果再假以时日，海商就不能作祟，这未尝不是一力降十会的办法——可惜，打虎不死反为祸，朱纨被害死之后，这些人再也没有顾忌，更加肆无忌惮了。 陈惇要怎么说，能把这些真心话说出来吗？他能说，今上嘉靖帝就是比不过太祖，这国家也不是洪武时期政治清明、国力强盛的时候吗？ 陈惇暗道这老狐狸一个个地都坏地流脓呢，在政坛上想要跟他们玩一玩，自己果然是还缺乏斗争经验啊，稍不留神就被人挖坑坑住了。 看着嘉靖帝越来越暗沉的神色，陈惇才缓缓道：“如李大人所言……因为太祖皇帝英明，已经认识到倭患根本上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嘉靖帝和李默一愣：“什么是政治问题？” 陈惇深吸一口气，道：“太祖皇帝关于禁海的谕令，总共有六道——洪武四年，‘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十四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十七年‘派信国公汤和巡视浙闽，禁民入海捕鱼。’二十三年，‘诏户部严交通外番之禁，以中国金银、铜钱、火药、兵器等物不许出番。’二十七年，‘敢有私下诸番互市悉治重法。’洪武三十年，‘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他一边说一边望着李默越来越不好看的神色，道：“敢问李大人能看出其中的不同吗？” 李默哼了一声，道：“你倒是跟我说明白，这些谕令，都是在禁海，有什么不同？” 陈惇就道：“从一开始，太祖皇帝严禁渔民出海捕鱼，但渔民以捕鱼为生，不去捕鱼，还能干什么呢？很快太祖皇帝也发现了自己这道旨意的不近人情，他随即就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诏户部严交通外番之禁’，是明确禁海的内容，不是不让海民捕鱼，而是不让别有用心之人，里通外国，想要推翻我大明江山！” 当时天下初定，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退往沿海岛屿，却贼心不死，想要勾结海盗卷土重来。所以朱元璋下令禁海，是出于对这种势力的遏制和打击。 这是陈惇能宣之于口的最正当理由，而不能明言的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太祖朱元璋的治国思维，比较僵硬，而且落后。 他认为政治则应该是以道德为基础，所以极为推崇“忠臣孝子”、“老实秀才”，给这些人官儿做，用他们来治国——所以涌现出方孝孺这种君子中的君子，自身道德完美无瑕，却害了天下而不知。 而经济上，朱元璋以农业为本，而贸易则是“剥民取利，得财有限，伤民无穷”，所以连商税也不收，压根就没把商人算进国家主体之中，漏掉商人，造成了大明如今举步维艰的财税。他坐在金壁辉煌的宫殿里，看着自己的帝国就像是一个自己的家，而这个家在他的眼里就像是一个大农庄，田畴划分的像一个棋盘，除此之外他也想象不出别的来……他不知道这个棋盘有多大，但他清楚地判定任何一个棋子的位置，没有他的命令谁都无法移动，这样他才心满意足。 土地是皇帝的，百姓也是皇帝的，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将百姓固定在土地上，任何流动与变化都是值得警惕的，任何外来者都可能意味着入侵，和平的意义是互不往来，否则就是战争。这种治国思想造成了对中国海商的严厉打击，这就是朱元璋禁海的真相。 但万幸的是，继任者永乐大帝是个高瞻远瞩，且极具远见和战略思维的人，所以陈惇说的“意识到政治还是军事问题”的人其实并不是朱元璋，而是朱棣。 做一个对比来说，洪武二年，朱元璋派杨栽等七人出使日本，并亲自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威胁倭寇。接到信后，日本国的怀良亲王大怒，斩杀明使五人，其他的悉数扣留，朱元璋的这一次交涉毫无成果可言。后来的几次交涉又不欢而散，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年果断地断绝了跟日本的往来，把日本列为“不庭之国”，永远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而朱棣的做法，就大相径庭。 朱棣登基后就遣使把自己即位的消息诏谕日本，知道日本信佛，还特别派了僧录司右阐教道成使日本，不久，幕府将军源道义就遣使圭密等三百余人，奉表贡马及铠胄、佩刀、玛瑙、水晶、琉黄诸物来了南京，朱棣当即赐圭密等文绮、紬绢衣并钱钞、纱罗有差，赐其通事官带，命礼部宴之…… 完后又遣使随同日本使团前往东瀛，给新册封的日本国王源道义送了一套穿的用的东西，自此以后，中日两国官方往来一直不断。源道义死后，朱棣甚至赐谥，并且册封源道义儿子为日本国王，虽然他们一家其实只是幕府将军罢了。 在这种外交氛围下，早在永乐三年的时候，源道义就听从朱棣的要求，捕获了对马台歧等岛的若干海盗，派使臣将这些海盗押解至南京，并连续好几年向大明献俘，直到他死去。自此以后，“海隅绝警”，直到永乐十五年，大明总体处于“海洋平静”局面。 而朱棣在对外实施安抚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海疆的军事防御，所以在永乐十七年，有了望海埚一仗，是明初对倭寇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此役让倭寇主力殆尽，大明王朝的海疆由此平静了一百多年。 最值得大书特书还是他开放海禁，遣使下西洋的举措，使海上私人贸易合法化，沿海的商人们因为有了合法渠道而不必落草为寇，朝廷也能靠收取关税而增加收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郑和下西洋甚至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盘踞在海岛上为寇多年的海盗陈祖义的难题。